辛 鸣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强调“进一步”，源自对新时代改革开放历史方位的自觉回应。

　　在西方社会的历史实践和发展观念中，实现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被视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追求发展就要承担无序的代价，偏好稳定只能吞下停滞的苦果，经济社会在无序和停滞两极钟摆式交替中蹒跚前行。而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让“不可能成为了可能”，在经济发展一枝独秀的同时，社会治理也实现了风景这边独好，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交相辉映。

　　4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十余年的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从推进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到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从具体而鲜活的摸着石头过河到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从制度意识、制度权威的培养到制度内容、制度体系的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宣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因此，在新起点上的“进一步”是百尺竿头的更进一步。

　　改革开放取得的发展奇迹自然会导致发展阶段的变化，新时代的中国从“十四五”时期开始进入新发展阶段。从大历史视野来看，新发展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但同时是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与改革开放初期中期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比，这是一个“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阶段，是“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阶段。经济匮乏、物资短缺等问题已经解决，品质是否优良、功能是否完善等问题凸显出来。以改革促发展不能忽视量的增长，但更要重视解决质的问题，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正是对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改革发展崭新内涵的自觉回应。

　　在发展阶段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转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致力于解决“生存”问题，可以称为“发展起来前”的矛盾。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则可视作“发展起来后”的矛盾，着力解决的是“生活”问题。

　　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讲过一段话：“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人民群众生存问题解决后，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升。关于美好生活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诸多方面，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作为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续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条件、有资格做我们过去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有资格、有条件把已经做的事情做得更好、更完善。中国的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