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 鸣

毛泽东曾经讲过一句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走中国道路，当然要也当然会形成中国道理。这中国道理就是作为指导思想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作为学术思想支撑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100多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8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在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十六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中国道路在实践中做到了，并且做得很好。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奇迹”一枝独秀；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国之治”风景这边独好；在全球发展方面，“中国方案”给出了一种全新的选择；等等。但是，中国道路的理论内涵、理论逻辑、理论意义尚未被真正讲清楚、讲正确。或搭便车，或侥幸，或不可持续，对中国道路的各种论调此起彼伏。有不少人简单化地用西方社会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道路的实践，用西方社会的学术话语体系来阐释中国道路的逻辑，这从根本上走进了认识的误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然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这一共同历史实践中的重要一环，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实践与西方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实践在众多根本性问题上是不同的，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理论来解释中国现代化道路必然是鸡同鸭讲，是指鹿为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但必须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当作现成的灵丹妙药，不能只是拿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按图索骥、刻舟求剑，而是在坚持“两个结合”根本原则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进行创新创造，作出新判断、得出新结论。

比如，针对西方标榜的多党制，我们旗帜鲜明提出“新型政党制度”，以深刻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充分彰显在国家发展、社会治理、人民民主方面的巨大制度优势；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更是理直气壮地讲不等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不是市场经济，西方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市场经济的一种形式，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升级版；等等。我们之所以要讲好这些中国道路背后的中国道理，正是为了科学总结中国道路创造的“中国奇迹”，充分表达中国道路确立的“中国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