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 哲

只需“一根网线一块屏”，就能将司法服务载体和触角向村社最基层延伸，这是“共享法庭”在浙江扎根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浙江法院高质量建设共享法庭，构建起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的“最小法治单元”，共享法庭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2025年，浙江开展共享法庭建设提质增效年活动，全省共享法庭参与指导调解50.13万余次，化解纠纷33.71万件，开展网上立案、在线诉讼、协助执行45.44万件次，得到群众广泛好评。

桐浦镇胜丰村共享法庭

构建协同共建格局

2018年9月，杭州市临安区板桥镇上田村诞生了全省首家“微法庭”，也是浙江共享法庭的雏形。

为破解基层司法服务中存在的人民法庭辐射半径偏大等问题，共享法庭应运而生。它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机制在基层最小单元的载体和实践，以“一根网线一块屏”为标准配置，依托各个镇街、村社、行业协会、调解组织等现有空间搭建，让人民群众“触手可及”，兼具调解指导、网上立案、在线诉讼、普法宣传、基层治理等功能。

2021年6月，浙江在深入总结杭州、丽水等地实践经验基础上，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共享法庭”建设 健全“四治融合”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进共享法庭建设。

近年来，浙江持续深化共享法庭建设，构建起党委领导、法院主推、部门协同、基层共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下发《浙江省共享法庭建设提质增效年工作方案》，深入开展提质增效年建设活动，以五大专项行动为抓手，有力推动法治要素和治理要素向基层集聚。持续强化制度保障，制定发布《共享法庭建设与运行规范》省级地方标准，出台《“共享法庭”庭务主任管理办法》等12项制度文件，编撰共享法庭专著书籍，全面提升全省共享法庭建设运行效能。

如今，全省近2万个共享法庭覆盖全部乡镇街道、70%的村社和众多行业协会、调解组织、社会团体，为老百姓提供快速调解、代为立案、远程庭审、法律咨询等服务。基层调解员遇到法律问题，随时可以通过共享法庭向所在地区法院申请指导调解、协同化解纠纷。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钱主任，我就信任你，你帮我评评理。”温州市桐浦镇胜丰村村民胡某捏着皱巴巴的加工单，焦急地找到村共享法庭庭务主任钱壬呈，他被当地一家鞋面针织加工厂拖欠了7万元加工费。

作为省级示范共享法庭庭务主任，钱壬呈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和事佬”。面对胡某的求助，钱壬呈迅速行动，来到加工厂负责人家中组织双方调解。经钱壬呈几番劝解，负责人当场结清了所有欠款。

小小的共享法庭，不仅是村民们排忧解难优选的“落脚点”，也是激活乡村善治内生动力的“金钥匙”。

近年来，全省法院紧扣共享法庭功能定位和价值追求，在每个共享法庭配备1名联系法官和1名庭务主任，将法官的法律专业知识与村社干部、行业专家、调解员的一线工作优势相结合，实行一般纠纷就地调、复杂纠纷指导调、涉诉纠纷邀请调，培养了一大批乡村“法治带头人”和调解工作“行家里手”。

“家门口”的庭务主任激活了基层治理“一池春水”。在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综治中心共享法庭庭务主任何华海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溪口老娘舅”，12年来调解纠纷上千起，成功率达98.8%，群众满意度100%；在诸暨市，新乐村党支部书记、共享法庭庭务主任边磊用3年时间织就一张“精准治理网”，新乐村成功创成“零信访村”……

浙江还把“共享法庭”作为建设法治社会、打造法治乡村的前沿阵地，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基层法治新生态。截至目前，全省共享法庭累计组织开展普法宣传超34万场、调解培训近25万场，有效提升基层干部群众法治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实现从“送法治下乡”到“种法治进乡”转变。

持续提升工作质效

在诸暨市浣东街道东盛社区，共享法庭庭务主任俞玉娟的指尖轻触“共享法庭2.0系统”的屏幕，系统界面随即跳转到一宗正在进行的线上调解。

这个由浙江高院牵头打造，集多元解纷、在线诉讼、咨询评估、普法学习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如今已成为基层调解工作中一把精准的“智能钥匙”。截至目前，已共享普法资源1.54万份，开展智能评估、协同治理等活动48.46万次，推动基层纠纷化解由经验判断向数据分析转变。

不仅更“智能”，也要更“精准”。浙江法院依托婚姻家庭、金融保险、物业、房产、消费等行业调解组织，整合各方调解力量共同推进建立特设共享法庭，实现“行业纠纷行业解”。

全省首家数字化电力“共享法庭”落地富阳，创新推出电力助企快享服务机制，既发挥专业法庭优势，又能发挥供电企业的行业优势，做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平湖市成立物业共治共享法庭，推动物业纠纷从“事后化解”向“源头治理”延伸；浙江法院加强与工商联、商会等组织之间的常态化沟通联系，创新设立“商事共享法庭”，将司法服务直接送到企业“家门口”，推动“商人纠纷商会解”……最初依托“一根网线一块屏”打造的解纷场景，如今已蝶变为一套成熟机制，串联集聚多元解纷力量，稳固构建起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的“最小法治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