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华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新石器时代遗址遍布浙江全域，按时间轴，分布地域总体上有从内陆向沿海、从山地丘陵向平原、从中部向南北的发展趋势。经过四代考古工作者的艰苦求索，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基本建立。上山、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崧泽和良渚等新石器文化，勾勒出了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的清晰路径，使得浙江成为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窗口。

初起期

村落式定居生活

上山文化（距今约10000—8300年）和跨湖桥文化（距今约8300—7200年）属于初起期。

上山文化是浙江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先驱。那时的人们已经脱离蒙昧状态，会制作陶器、栽培水稻，开始了村落式的定居生活。跨湖桥文化与上山文化一脉相承，也受到了长江中游彭头山文化的影响。

一万年以前的稻作遗存，在浦江上山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都有发现。上山遗址独具水稻栽培、收割、脱壳和食用的完整证据链。衢州皇朝墩和永康湖西等遗址还揭示出了上山文化中晚期的稻田遗迹。

稻作农业起源，与人口增长、采集和渔猎难以满足生存需求有关。距今一万年前后，海平面比现在低，按理说，钱塘江下游和东部沿海，水稻栽培的条件更加优越，但稻作农业却首先在钱塘江上游的内陆地区出现。原因应该是，人们走出洞穴来到旷野的历史尚属短暂，食物来源对采集和渔猎的依赖度依然比较高，而初始阶段的稻作农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金衢盆地既有平地，也有山地和丘陵，钱塘江支流水系发达，生物多样性突出，可供采集和渔猎的食物比较丰富，又适合水稻栽培。

通过水稻栽培，人类能在固定的地域获取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这为定居村落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一万年前，人类多数还过着穴居生活，但在浙江上山，已经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初级农耕村落，被誉为“中华远古第一村”。上山文化的村民们立柱建屋，过着持续定居的生活。仙居下汤村上山文化中晚期聚落，要素齐全，结构完整，环壕、外围人工土台和中心土台呈三重向心布局，最为典型。可见，稻作农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人口增长和村落形态的成熟。跨湖桥文化继承了上山文化的定居模式，催生出枕水而居的新村落形态。

发展期

初级文明社会

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5300年）、马家浜文化（距今约7000—5800年）和崧泽文化（距今约5800—5300年）属于发展期。

马家浜文化兴起于太湖流域，堪称江南文化之源，淮河中游及宁镇地区的双墩文化系统是其主要源头。崧泽文化是马家浜文化的继承者。河姆渡文化总体上应该是浙江本土的原生文化。

20世纪70年代河姆渡遗址的惊世发现，一举打破了“中原中心论”的认知定式，使大家认识到：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一发现，也促使国际学术界将世界稻作农业起源聚焦于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发展期的聚落数量增加，并且规模扩大，意味着人口的迅速增长，这种发展趋势与稻作农业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宁绍一带和太湖流域聚落密布，无疑与这些地区水稻种植条件优越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稻作农业走向成熟，晚期的水稻接近现代栽培稻水平；耕种技术进步显著，逐步实现农具多样化，崧泽晚期出现犁耕。

如果说马家浜—崧泽系文化的稻作农业水平与河姆渡文化在伯仲之间的话，其手工业发展，特别是陶器轮制开始流行、玉石加工专门化，则表现出了明显的领先性，这昭示着其社会分化的起步先行。

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普遍为干栏式，地面式建筑到第四期时才开始出现。尽管余姚田螺山、奉化何家等遗址发现了立柱粗壮、体量较大的干栏式建筑，可能是聚落初步分化的表现，但超然于众的大型中心聚落尚未出现。墓葬的随葬品也比较均衡，可见尚无明显的社会分化现象。

马家浜晚期到崧泽文化时期，出现了一批面积达二三十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聚落。墓葬等级也出现明显分野，用玉风尚开始形成，玉器逐渐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综合考虑大型中心聚落的出现和墓葬等级的分化等因素，可以推断：马家浜晚期，社会复杂化加速；崧泽时期，阶层分化加剧，进入初级文明社会。

形成期

成熟文明社会

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时期，进入成熟文明社会。

良渚文化继承、发展崧泽文化，并接受了其他文化的部分因素，遗址数量远超崧泽文化，分布范围也更为辽阔。其影响力强劲，从浙江视角看，良渚时期，钱塘江两岸实现了一体化；从更广阔的地域范围看，良渚文化强化了崧泽文化的北向扩张性，将江淮地区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文化因素的传播则更为辽远。

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经成熟，在农具的使用与改良、农田的规划和管理、水利系统的建设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良渚古城内莫角山土台东坡下的一个大型灰坑，发现炭化稻谷12000多公斤；南面的池中寺遗址，炭化稻谷更有近20万公斤，当时水稻产量之大，可见一斑。

除稻米外，“良渚人”的植物类食物还有瓜果、蔬菜。

发达的稻作农业、稳定可靠的粮食供给，为手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良渚人”的手工业生产，成就空前。特别是玉器制作，赓续崧泽文化传统，承接凌家滩文化的强劲辐射，达到了史前时期的高峰。玉器的切割、钻孔和雕刻，技艺高超，在既无金属工具又无放大镜片的条件下，竟出现了微雕工艺，尤让人称奇。

土台建筑是良渚文化时期最常见的建筑形式。在星罗棋布的聚落中，通常包含若干土台的普通村落，数量最多、等级最低。在此之上，至少有两个层级的中心聚落。

良渚古城是超级中心聚落，是整个良渚文化的中心。它以莫角山宫殿区为中心，包括内城和外郭城，总面积约800万平方米。古城内外，水路交通发达，四面城墙各有水城门两座。城内功能分区清晰，有宫殿区、高等级墓地、贵族居住区、粮仓以及手工业作坊区等。

那时，阶层分化在聚落上的表现，不仅有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的分野，也有同一聚落内部的等级差别。良渚古城，从莫角山宫殿区、城墙到外郭城，由内而外堆筑高度逐步降低，级差明显。“城里人”都不事稼穑，但生活在宫殿区内外的身份有别。在普通聚落里，不同家族或家庭之间有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

中国古代王国和帝国时代的某些制度，在良渚时期就可见雏形。良渚古城选址与宫殿、内城和外郭城的三重结构，体现了“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的都城理念。

从上山到良渚，史前浙江走过了完整的文明化历程。与其他地区的史前文化相比，浙江在某些时期、某些领域具有相对领先性，是后世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但是，浙江的史前文化只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一部分。大体与良渚文化同时及稍后，在长江中游、黄河中下游和辽河流域，文明之花次第绽放。距今约4000年前，中华文明开始从多元时代向一体时代、从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迈进。此后，既有万川归流，也有传播融合，以中原为中心、具有强大统一性的中华文明加速形成。